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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学细悟守初心 矢志强国谱新篇******

　　【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北京理工大学】

深学细悟守初心 矢志强国谱新篇

——北京理工大学师生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光明日报记者 周世祥 光明日报通讯员 季伟峰 刘晓俏

　　“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导向，加快打造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世界影响力的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新范式；要围绕推进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准确把握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方位、时代内涵和创新路径，扛起一流大学建设新责任，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10月24日，参加完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北京理工大学党委书记、中国工程院院士张军满怀激动，回校后第一时间召开党委常委会暨党委理论中心组学习，传达党的二十大精神，领学大会报告中提出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

　　连日来，北京理工大学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着力在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实上下功夫，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二十大精神上来，党的二十大精神正迅速转化为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强大力量，学起来、讲起来、做起来的热烈氛围日益浓厚。

北京理工大学思政课教师在全国首家思政课虚拟仿真体验教学中心讲授党的二十大精神。资料图片

　　深学细悟 创新学习持续加温升温

　　初冬的北理工校园，党旗下的一次次“开讲了”却热火朝天。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健全现代预算制度’，这与我的授课内容密切相关，结合课程思政实践，我和学生们从专业出发，一起学习领悟党的二十大精神。”管理学院教授李慧云在自己讲授的《政府会计》课上，专门设计了紧密衔接党的二十大的教学环节，帮助学生们充分理解课程的深刻内涵。

　　近一段时间以来，北京理工大学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如火如荼地开展。学校党委常委会第一时间传达部署，制定实施方案，做出明确部署和细致安排。党委理论中心组第一时间集体学习领会，校院两级党委理论中心组、党支部“三级联动”，邀请党的二十大精神北京市宣讲团成员做专题宣讲，党员干部师生踊跃参与，全校上下不断掀起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热潮。

　　“我身临其境地感受了对延安精神的生动诠释，进一步学习了延安精神的丰富内涵，我们要肩负起时代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在“传承红色基因 云回圣地延安”——青年学子“云学”延安红色场馆活动启动仪式暨延河联盟高校师生“党的二十大精神”专题学习会后，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李世童有感而发。

　　在“云学”活动中，延安革命纪念馆讲解员通过远程连线方式，为青年学子讲授“云学”示范课。与会人员“云参观”《伟大历程——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历史陈列》展览，重点学习延安时期党的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情况。学子通过网络直播就能“云回”延安、“云学”红色场馆、上好“云思政课”。活动还通过网络直播方式，在延安革命纪念馆、中共中央西北局纪念馆、杨家岭革命旧址、枣园革命旧址、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纪念馆等纪念馆和纪念地开展。

　　既要全面深入学，又要创新方式学。学校在“三级联动”全覆盖学习基础上，不断创新学习形式，开展了青年学子“云学”延安红色场馆、中层领导人员培训、党外人士培训、思政课教师集体备课、师生线上知识竞赛等分众化学习，通过云学、竞学、连学等形式，打造“线上云学+线下分享”立体化教育阵地，营造浸润式学习氛围。

北京理工大学良乡校区。资料图片

　　讲深讲透 理论宣讲有力度显特色

　　“学习领会党的二十大精神，首要的就是从中深刻认识‘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坚持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实，将大会精神全面体现到做好学校各项工作之中，坚定走好‘红色育人路’‘强军报国路’‘创新发展路’。”在党委理论中心组学习（扩大）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宣讲团集体备课会上，张军讲授专题党课，为宣讲团“打样儿”作示范。

　　“校长给我们上思政课了！”11月初，北京理工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龙腾走进研究生思政课堂，结合一流大学建设和研究生成长发展实际，宣讲党的二十大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理工科大学、新中国第一所国防工业院校，北京理工大学始终与党和国家同呼吸、共命运，肩负着建设一流大学、培育一流人才的使命责任，广大研究生要传承红色基因，在奋力投身科技强国建设的征程中建功立业。”

　　大会精神如何讲深、讲透、讲细？这就需要北理师生熟悉的“3+1”——学校党委组建党的二十大精神宣讲团，由校党委宣讲团、教师宣讲团、学生宣讲团以及专家学者宣讲团共同组成，形成了校领导班子成员带头宣讲、各方面师生骨干共同参与、专家学者强支撑的宣讲格局。

　　“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团结奋斗赢得的历史性胜利，是彪炳中华民族发展史册的历史性胜利，也是对世界具有深远影响的历史性胜利……”在全国高校首家思政课虚拟仿真体验教学中心，教师通过智慧化教学、沉浸式体验，引导学生用党的二十大精神武装头脑，自觉做到坚定不移听党话、矢志不渝跟党走。

　　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思想道德与法治》《形势与政策》等思政课堂上，教师们将最新理论成果运用到教学中。召开集体备课会、梳理课程教学要点、开设教学示范课、开发教学案例……学校持续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二十大报告中一系列重要论述闪耀着真理的光辉，指引着前行的航向。

　　落地见效 团结奋斗砥砺强国使命

　　“我们要始终保持‘赶考’的清醒和坚定，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攻坚克难，勇毅前行，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更大力量！”中国工程院院士毛二可说。前不久，他担任团队领头人、由新一代电子信息团队牵头的“中国复眼”即“超大分布式孔径雷达高分辨率深空域主动观测设施预研项目”在重庆开工建设，项目建成后，可实现千万公里外的小行星探测和成像，完成深空雷达探测与成像的演示验证，为我国近地小行星撞击防御和行星科学研究提供重要支撑。

　　党的二十大报告部署了科教兴国、人才强国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办好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的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指明了前进方向。近年来，北京理工大学在人才培养、学科建设、师资队伍建设、科技创新、资源保障等方面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北京理工大学以贯彻落实大会精神为契机，于关键处发力，下真功夫、啃硬骨头，推动学校事业发展再上新台阶。

　　移动扫描手柄，在自己的手指上轻轻滑动，电脑屏幕中立即呈现出皮肤三维断层图像……这是北理工学生使用国内领先的学相干层析（OCT）技术教学仪器开展学习的场景。近年来，学校以“融合创新、智慧赋能”为驱动力，全方位推进大类招生、大类培养和大类管理改革，实施“寰宇+”（SPACE+X）教育教学改革计划，全力构建创新人才培养“新生态”。累计获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总冠军2次、金奖26项，获“挑战杯”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13金，连续两次获得国际机器人挑战赛冠军，在中国大学生无人驾驶方程式大赛上五次夺冠，培养了一批“胸怀壮志、明德精工、创新包容、时代担当”的领军领导人才。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北京理工大学将把党的二十大精神贯彻落实到管党治党、办学治校各项事业中，全力打造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加快建设一流创新人才高地，加快推进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高质量建设，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光明日报》（ 2022年12月19日 05版）

与名人交往忆事******

　　苏戈

　　我到中新社当记者，是在五十年代初中新社刚成立不久。副社长王纪元同我谈话说：“中新社处于起步阶段，在社会上还没有影响，需要社会各阶层人士的支持，特别是要邀请国内知名人士及文艺界名家为我社撰稿，扩大海外影响。”

　　那时，当一名文艺记者也有很多困惑。如文艺界名人生活习惯的差异，已经成名的人士不在乎多一次的扬名机会，加上许多人士或单位不认中新社的牌子，所以我开始工作时遇到了一些问题——人家不理睬摔电话、吃闭门羹，特别是同新华社、《人民日报》多家中央级媒体记者共同采访时受到冷落等，让我觉得很伤面子。再加上社内也有很多规矩限制，如要了解外报转载的文章落地情况，只能查看进步报刊，中、“右”的报不得借看等，这给开展工作带来很大的不便。当然，随着时间的推进，社会对中新社的了解不断深入，工作逐步开展，我的工作得到绝大多数各界名人及文艺单位的支持与帮助。更有许多青年人对我这份能经常接触明星、歌星等文艺界人士的工作极为羡慕。每当忆起当年那些人和那些事，我也倍感欣慰，难以忘怀。

　　老舍先生的幽默与认真

　　有一次采访老舍先生，我带上介绍信到乃兹府老舍先生宅院(现改为老舍先生纪念馆)。见到老舍先生后，我将信递交过去，先生看了信便问：“中新社和新华社有何不同？”我将中新社是民办通讯社，社长为金仲华，供稿对象是香港及海外华文报刊等一一道来。先生边看介绍信又问：“是民办通讯社？”“是啊！是啊！”先生认真地重复问，我又重复回答。看来先生对“民办”两个字有不解之处，我也无法解答更清楚。这时坐在旁边的老舍夫人胡絜青大姐笑着说：“民办就是民办。”大家互相看着笑了起来。那些年我经常麻烦老舍先生，凡是遇到年节、假日、祖国大庆，便邀请先生为我社撰写文章。只要先生能抽出时间，他绝对愿意帮忙。

　　如今老舍先生已谢世，他给世人留下了不朽的作品。他的作品不仅生动表现了各阶层人民的生活，也写出最底层人民的疾苦，真实地反映出当时社会的面貌。老舍先生是第一位获得“人民艺术家”称号的人，让人永远怀念。

　　张恨水状告中新社

　　张恨水是位著名言情小说家，一生撰写了120多部小说，大量的散文、诗词、游记等作品，是位多产作家。他的著名小说《啼笑因缘》、《金粉世家》、《夜深沉》等多部作品均拍成电影及电视剧，影响极广。我很早就阅读了他的小说，也可以算是他的“粉丝”吧。1956年夏季的一天，我怀着兴奋的心情，前往西四砖塔胡同一座四合小院拜见张恨水先生。当我推开小院便门时，见到先生和夫人正坐在亭院中八仙桌旁饮茶。夫人很娇小，像是南方人模样。在聊天过程中，我感觉先生说话语气低沉，言语不多，似乎有心事，或对当下新中国建立不久的环境不适应？当我问起先生近期有何大作时，先生不直接回答，只说没有什么事，很闲，有时在附近遛遛弯。我根据他说的现实情况，提出请先生为我社撰写一篇《北京街头见闻》，先生答应了。我便不打扰，起身告辞。没过几天我接到了先生寄来的文章，大约四五千字，交给组长黄嘉锦处理。黄嘉锦组长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是地下党员、菲律宾归侨，能干，有魄力。他大刀阔斧将张恨水先生文稿压缩成二千字，便发往香港报刊。事过半个多月，王纪元副社长叫组长和我到他办公室，告诉我们说：“张恨水先生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告了中新社，说‘对作者不尊重，不负责任，随意改动作者文章’。”发生这种事对中新社影响很不好，组长和我都挨了批评，我们也做了检讨并吸取了教训。尽管我们给张恨水先生带来不愉快的经历，但先生以大度的胸怀仍应邀为香港及海外华文报刊撰写了多部长篇章回小说，对外报副刊给予了极大的支持。为此，我们很感谢张恨水先生。

　　批斗“电影皇帝”崔嵬

　　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兼导演崔嵬先后拍摄了《青年之歌》、《小兵张嘎》、《杨门女将》等多部深受广大观众喜爱的影片，并在电影《红旗谱》、《宋景诗》、《海魂》中扮演了不同类型的角色。1962年，由《大众电影》读者投票评选的“百花奖”对崔嵬在电影《红旗谱》中扮演的朱志忠这一纯朴、善良、勇敢的农民形象给予了极高评价，授予他最佳男演员奖。为此，我写了一篇《访最佳男演员崔嵬》，刊登在《中国新闻》稿本第二部分。此稿很快被香港及海外华文报刊转载，香港《大公报》刊登时将标题改为《电影皇帝”崔嵬》。据了解，当天香港街头报亭《大公报》销量剧增，受到香港居民的欢迎。没料到，“文革”期间，“电影皇帝”这篇改动标题的文章给崔嵬凭空增加了一条罪状。在那个黑白颠倒的年月，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位延安时的共产党员就是有十张嘴也说不清了，被那些不了解内外社会制度区别的群众揪斗不放，吃了不少苦头。“文革”过后我又见到了崔嵬，向他表示谦意，“都过去了！都过去了。”崔嵬用他那山东人特有的宏亮嗓音，直爽、坦然地说。是啊！灾难是过去了，如人有再提起那段历史故事，就当笑话讲给后代听吧。

　　由言慧珠引起的争端

　　1966年“文革”伊始，有人贴了一张大字报：通讯组曾两次报道有关京剧艺人言慧珠的文章，这两篇大毒草应受到批判……。我看了大字报很气愤，有同志支持我反唇相讥。我想想还是冷静下来。1960年初，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言慧珠从上海来北京开会时，我采访了她。当时，她是上海戏曲学校副校长。她向我介绍了培养京剧接班人的情况，并对京剧艺术后继有人充满信心。同年夏季我从上海晚报上看到一则关于言慧珠、俞振飞结婚的短讯，即写信邀请她为我社撰写一篇蜜月旅行见闻之类的文章。言慧珠很热情，很快复信。信中说明：他俩畅游长江，欣赏了祖国美丽山河，看到了长江两岸人民的美好生活等。她还说，他们回上海已过多日，不是新闻了，如需要，请我代笔，用她名字发表。我根据言慧珠的委托及信中所描述的情况，写了一篇《言慧珠、俞振飞蜜月旅行追忆》，发给香港。香港及海外有些报纸很快采用。因为这种文体的稿件通讯组曾发表过多篇，很受外报欢迎。记得《我的丈夫，我的蜜月》一稿不仅被多家外报转载，而且得到了中央有关领导人的肯定及表扬。言慧珠是著名须生言菊朋的爱女。言慧珠才艺双全，扮相秀美，唱腔清亮圆润，深受广大京剧爱好者的喜爱。俞振飞是著名小生，是梅兰芳的搭档，他不仅在国内扬名，而且深受香港、台湾及海外京剧爱好者关注。再说，当年通讯组每三个月就要全面检查所发出的文稿，如有问题早就挨批了；其次，所报道的对象，不是个人喜爱而是因工作需要，符合我社规定的爱国主义报道方针。这场由言慧珠引起的争端，未能掀起更大地浪花，没过多久，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国共谈判大政治家邵力子

　　拜见国共谈判大政治家邵力子，本不属于我的工作范围。领导给了我这任务，只有服从别无二话。领导交代：请邵力子先生撰写一篇国庆十周年观感，不谈人口问题。我领会了精神，随即前去拜访邵先生。邵力子先生是浙江绍兴人，讲话略带乡音。他是1949年代表国民党与共产党和平谈判的主要人士之一，主张国共合作，后因谈判破裂，邵先生主动要求留在北京未回台湾，建国后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委员等要职。邵先生很热情也很健谈，待我说明来意后，先生很快应允。他认为，建国十周年各方面变化很大，特别是共产党对民主党派的尊重，对宗教信仰的自由政策等，给先生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当我采访结束起身告辞时，邵先生又问我是否看到了他在《光明日报》发表的有关计划生育及人口问题的文章，接着他很激动地讲道：他曾在1953年时，在一次重大政治决策会议上提出中国人口过多，需要计划生育的观点；还在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就人口问题做了专题发言。邵力子先生说：人口多是好事，但在经济和物质不够发达的社会环境中，控制人口刻不容缓。他的观点有三方面：第一，人口过快增长对经济发展不利；第二，生子女多对妇女身体健康不利；第三，对儿童成长教育不利。我聆听了邵力子先生关于人口问题见解与观点，极为敬佩和赞同。但是当年有关人口问题的政策是学苏联，是国策。这一观点又有多少人敢于站出来表示同意？我做为一名记者更不敢随意表态。先生看我没任何表情，一定是大失所望。很遗憾，如果先生不在“文革”中故去，如果先生能活到现在，看到中国人口增势得到控制，经济发展，国富民强，定会感到欣慰。

　　(历史资料)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