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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年多只基金下调费率吸引投资者******

　　记者 王思文

　　2023年伊始，公募基金积极通过下调基金费率(包括管理费率、托管费率、销售服务费率等)的方式让利投资者、提升投资者信心和持有体验。1月11日，工银瑞信安盈货币基金A类和C类基金份额的销售服务费率正式由0.25%调低至0.05%。据《证券日报》记者梳理，这已是今年以来第8只调整费率的基金，其中以债券型基金为主。

　　管理费和托管费

　　为调整主要方向

　　记者注意到，在上述8只基金中，6只为债券型基金，而债券型基金普遍将管理费率调整至0.3%。例如华润元大润泰双鑫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国寿安保尊享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均将管理费率由原来的0.7%调低至0.3%。

　　除了管理费率，部分债券型基金的托管费率也有所调整。如国寿安保尊享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托管费率从0.2%降至0.1%，中加丰尚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托管费率由0.1%调低至0.08%，广发亚太中高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托管费率由0.25%降低为0.15%。

　　伴随基金业的发展与成长，公募基金相关费率持续下行。尤其是在资本市场环境相对复杂、基金赚钱效应欠佳的情况下，基金往往会主动降费。去年全年，伴随市场震荡波动，已有多家基金公司旗下产品出于提升产品竞争力、提高投资者获得感等方面考虑，发布了费率优惠相关公告。

　　对于2023年开年债券型基金扎堆下调费率，恒生前海短债债券基金经理张昆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去年年底债券市场的调整使投资者信心受挫。在此背景下，债券基金降低费率也是希望通过让利投资者，提升产品竞争力。”

　　增强投资者的获得感

　　预计未来行业还会降费

　　事实上，近年来监管层多次提及基金降费让利的问题。去年9月份，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降低市场主体制度性交易成本的意见》明确提出，降低市场主体制度性交易成本，规范金融服务收费，鼓励证券、基金、担保等机构进一步降低服务收费，推动金融基础设施合理降低交易、托管、登记、清算等费用。

　　一位公募FOF基金经理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债券基金产品降费总体上有利于推动公募行业高质量发展，比如其直接降低了投资者持有成本，增强了投资者获得感，从而促进投资者利益与资产规模的正向循环。”

　　“我们预计未来行业还会进一步降费，因为基金产品降费让利于民是行业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趋势。”张昆对记者表示。

多地警方开出首张反诈罚单 中国全链条纵深打击电诈******

　　中新社北京1月11日电 题：多地警方开出首张反诈罚单 中国全链条纵深打击电诈

　　中新社记者 郭超凯

　　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施行以来，近期上海、沈阳、韶关等中国多地警方纷纷开出首张反诈行政罚单，对电诈犯罪活动形成强有力震慑，全链条纵深打击电诈。

　　多地开出首张反诈行政罚单

　　加大惩治力度，填补以往打击治理电诈工作中行政处罚措施的缺位，正是反电诈法的亮点之一。

　　去年12月1日，反电诈法正式实施当天，广东韶关公安便对为电诈分子架设通信设备的嫌疑人黄某，开出新法施行后广东省首张反诈行政罚单，对黄某处以没收违法所得6000元(人民币，下同)、罚款1.2万元的处理。截至12月17日，广东警方共适用新法行政处罚633人。

　　连日来，多地警方纷纷开出当地首张反诈行政罚单：上海警方对3名为电诈团伙搭建涉诈话务窝点的“90后”开出首份罚单；山东潍坊警方对一起非法出借电话卡案件开出1万元罚单；辽宁沈阳警方处罚为电诈团伙提供微信账号的刘某，打响了当地反诈行政处罚“第一枪”……

　　记者梳理发现，各地警方开出的行政罚单，主要针对组织、策划、实施、参与电信网络诈骗活动或者为电信网络诈骗活动提供帮助但尚不构成犯罪的，非法制造、买卖、使用GOIP、猫池等软件设备或是非法买卖、出租、出借电话卡、银行账户、支付账户和互联网账号等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活动提供支持或帮助的，以及提供实名核验帮助和假冒身份开卡开户等违法行为。

　　山东潍坊青州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大队中队长庞伟告诉中新社记者，警方的行政罚单不仅针对为电诈活动提供帮助的行为，也会针对那些情节轻微尚不构成犯罪的组织、策划、实施、参与电诈活动的违法人员。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教授袁彬表示，电信网络诈骗是财产性违法犯罪，震慑电信网络诈骗团伙必然要提高其违法成本、降低其犯罪收益。开具行政罚单、提高罚款的倍比，有助于更好地处罚违法犯罪，并通过提高违法成本，扼杀他们从事电诈的念头。

　　填补“漏洞”，全链条打击电诈

　　2022年前11个月，全国共破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39.1万起，同比上升5.7%，抓获犯罪嫌疑人数同比上升64.4%。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已成为案发较多、上升较快、民众反映较强烈的犯罪类型，呈现出“产业化分布、集团化运作、精细化分工、跨境式布局”的特点。

　　多年来，电诈产业已衍生出一条完整的黑灰产业链，从上游为电诈团伙提供技术工具、收集个人信息等，到中游实施诈骗，再到下游利用支付通道“洗白”资金，涉及电信、金融、互联网等多个行业。

　　反电诈法施行前，公安机关在打击电诈过程中存在法律衔接不足的问题，若违法犯罪行为未达到刑事处罚标准，公安机关往往只能将涉案人员教育后释放。比如，被电诈分子雇佣来“洗钱”的“卡农”，以往只要涉案金额不高，“卡农”就很难被惩处；反电诈法实施后，这个“漏洞”终于被堵上。

　　庞伟指出，反电诈法在打击惩治电诈犯罪及关联犯罪的刑事责任方面，与刑法的规定相衔接；尚不构成犯罪的行为，可以依照该法相关规定作出行政处罚。

　　在外界看来，反电诈法的出台，让各部门的反诈工作有法可依，更在刑事责任、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和惩戒措施方面，对电诈犯罪分子进行“量身定制”的惩处。

　　事实上，除了对境内电诈重拳出击以外，这部“小切口”的法律也为打击跨境电诈提供法律支撑。

　　随着打击力度持续加大，电诈犯罪在国内生存空间被大大挤压，不少电诈犯罪团伙已经转移到境外。这一变化进一步加大了警方打击的难度和成本。

　　对此，反电诈法专门作出规定：对前往电信网络诈骗活动严重地区的人员，出境活动存在重大涉电信网络诈骗活动嫌疑的，移民管理机构可以决定不准其出境；国务院公安部门等会同外交部门加强国际执法司法合作。这为公安机关等相关部门打击治理跨国电信网络诈骗提供了重要法律依据。

　　在庞伟看来，反电诈法将公安机关在反诈工作中形成的一些制度和做法上升为法律规定，夯实了各方责任，让警方打击治理和防范工作更加有法可依，为全链条纵深打击电诈以及上下游关联违法犯罪方面提供根本的法律保证，起到良好的惩治效果。(完)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